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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国涛:天理·物理·事艺道理寓于图理——《新

更新时间:2021-11-21

  广西南宁:高质量发展县域物流助力,原标题:贾国涛:天理·物理·事理·艺理·道理寓于图理——《新仪象法要》与宋代设计图学法式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制度、人文上“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 , 盖无让焉。”[2],中国儒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宋学;物质技术层面,“科学技术达到了空前水平——中国的科学 技术发展到宋代,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 18 世纪中叶工业革 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11 世纪的中国,我们有犹来到 了伟大的时代……不管是应用科学还是纯粹科学 都是如此——‘它把唐朝所设想的很多 东西变成了现实’”[3]。在“文德致治” 为基本国策、新儒学思想盛行、科学技术全面繁荣的时代,各种原创性设计应运而生。不仅产生了中国“四大发明” 之火药(远程火器)、指南针、活字印刷, 还独创了享有“世界第七大发明”的水运仪象台,高 12 米、宽 7 米,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时的漏刻和报时的司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浑仪上的活动屋顶开创了 天文台活动屋顶之先河,浑仪窥管自动跟踪天体的精密设计更是世界领先,擒纵装置及报时系统则是现代时钟的先驱,诞生了中国古代造物史上第一部展示大型复杂器械设计最完备、系统的 设计图学著作——苏颂奉命编撰的《新仪象法要》。

  水运仪象台,又作浑天仪象台,由北宋时任吏部尚书兼侍读的苏颂奉命主持,韩公廉、周日严等共同创制的大型天文机械设计,其继承了前代以水为动力的天文仪器的传统精髓,并加以创新发展,制造设计了以稳恒水流为源动力的水钟装置。全台总动力轮系统设计精 巧复杂,颇具创造性。以天柱为主转动轴,“一机带三器”,既能上承浑仪、中层浑象模拟天象运转,具有现代“转 仪钟”和“天仪球”的主要功能,又能随天象转移自动报告时刻,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变速、换向传动系统 [4]。水运仪象台研制成功后,其主持设计负责人苏颂将研制过程整理,编撰成以专门 “介绍”水运仪象台创制目的、设计原理、制造方法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仪象法要》。

  目前学界较通用的《新仪象法要》版本为南宋乾道(1172 年)刻本,基本为苏颂原著的“影摩”,明末钱曾根据宋刻本影摩,其效果可谓“图 样界画不爽毫发,凡数月而成。楮如精妙绝伦,不数宋本”[5],后背《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载录。《新仪象法要》全书共绘图 63 幅:卷上浑仪 17 幅,总装图 1 幅,部件图 3 幅,零部件图 13 幅。卷中浑象,总装图 1 幅,零件图 2 幅,零件图 4 种;卷下“水运仪象台制度” 25 幅,总图 2 幅,部件图 4 幅, 零部件图 19 幅,所绘零部件 30 余种。书中除 14 幅为天文星象和四时昏晓外(见图 1、图 2),其余均为水运仪象 台的设计图样,既有轴、杆、格、架、箱、 跌、座、轮、台等局部零部件的描绘,又涉及柱、球、环、方、锥等几何形体,其复杂的结构、错综的机巧图样,为直观详细地展示外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关系,大量采用单项图(投影法)、轴测图、“一器多图”的表现手法(见图 3),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设计图学的所有 内容和相关规范。

  《新仪象法要》图示系统(图文关系)的表述逻辑及话语体系的形成,既 是造物观念、设计意匠与实施方法的具体呈现,又具有运算计量、储藏信息、传播知识的功能,同时也传递着宋人对天地自然、人文秩序、格物致知的基本认识。

  依据水运仪象台的结构组合原理, 图样分为外观图、总装图、零部件装配图三大类。

  零部件装配图——六合仪、三辰仪、 龙柱、鳌云、水趺、浑象六合仪、浑天赤道牙、运动仪象制度、木阁、昼夜机轮、机轮轴、木阁第一层、木阁第二层、木阁第三层、木阁四五层、枢轮、天柱及天轂、天池及平水壶与台架、天衡、升水上下轮、河东天河、浑仪圭表、浑 象天运轮、铁天轴、天梯,共计分解图 25 幅。

  图样的表达方法主要有正投影 画法和轴侧投影法两种。正投影法主要用于描绘结构样式较为简单的零部件的绘制,重在交代其基本的形制样式和造型轮廓,如四游仪、天经双环、阴纬单环、天常单环、三辰仪双环、赤道单环、黄道双环、四项单环、天运单环、 四游仪双环、望筒直距、天轮、拨牙机 轮、昼时钟鼓轮、昼夜时出正轮、报刻 司辰轮、夜漏金钲轮、天托 18 幅为正 投影的单面图(见图 4);轴测投影法 则是根据水运仪象台整体结构方式与造型特点结合人的视觉习惯及研制需要,清晰地绘制出较为复杂的结构关系、形体样式、装饰设计及空间关系(见图 5),该绘图方法不仅可清楚地呈现总图与 局部构件的结构、比例关系,还可形象 地展示出零部件个体的造型特点,用轴 测图帮助构思、想象物体的形状,以弥 补正投影图的不足。同时,为更直观地 交代零部件与所在机构的关系和节省 幅面,枢轮传动图、浑象天运轮图、上 下轮传动图及河东天河图等(见图 6) 采用轴测投影与正投影相结合的绘制 方法,配合文字使水运仪象台的设计与 构造更为详细和系统,在图形、图样的 表达上更为科学化、直观化和系统化。

  水运仪象台的空间机构创造性地运 用散点透视、解析几何与空间位移等方法,系统、详细展示了器体的机构关系、传动原理及部件造型。如水运仪象台传动系统——“运动仪象制度”(见图 7) 是水运仪象台机构关系最核心复杂的部分,要做到“通达直观”实属不易。

  一是运 用散点透视表现机构与构件形体及其关 系,如枢轮用正视图表现,浑仪、八重 机轮和退水壶是视点提高的正投影图,天池、平水壶、壶架、地极、地足用的 是左轴测投影图,胡梯、地柜、台架用 为右轴测投影图;

  二是运用类似于解析 几何方法“除去”构件之间的遮挡,清晰地暴露构件与总装图的机构关系。对 总图的分解、浑仪和水运仪象台制度均采用此法,如浑仪部分首先是浑仪整体造型的总图,而后对其机构关系及构件 进行由外向内的分解,分别为六合仪、 三辰仪、四游仪、天经双环、阴纬单环、天常单环、三辰仪双簧、迟到单环、黄 道双环、四项单环、天运单环、四游仪双环、望筒直距、龙柱、鳌云、水跌(见 图 8)。

  再就是省去不必要的局部绘制, 尽可能交代重要的机构关系,如“天衡” 图只画了枢轮下方的退水壶及其与周 围零部件的机构关系,省去了擒纵的枢轮、地柜及昼夜机轮等部分,而水运仪象台外观图中的浑仪与浑象造型则是 用轴侧投影法表现形态特征及所在方位,不画具体细节与装饰,既达到了交代机构组织关系的目的,又避免了其他部件的复杂结构而影响机构关系的展 示,同时又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见 图 9);

  三是“空间位移”的方法运用, 主要针对水运仪象台外观以内的机构 关系的展示,即将位于内部的“被遮挡” 的部分,如扶梯、天池、平水壶、地极等构件由原来的位置平行位移至外部造型不遮挡的位置(见图 7),使机体 的内部结构更加一目了然。

  《新仪象法要》采用的“面面可观”的视图表达方法,又称组合视图, 是“宋代工程图学独创发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其代表着中国古代传统工程图学的最高技术水平,是工程图学发展到宋代制图技术大幅提高的必然产物。这表明,宋代工程图学在继承前代成就的基 础上有了明显的创新和很大的发展”[6], 将宋前偏重于感性观察的艺术化图样表达推向了更为精准、系统的科学化表达的新境界。

  在这三种绘制方法中,除 “散点透视”沿袭传统山水画、界画构 图外,其他两种方法都带有很强的创造 性,为解决复杂性器物内部结构设计的 展示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方法。这在宋代以前几乎无确凿的史料可查,当是《新仪象法要》独创。

  从绘制技术上来说,该书所用的绘 图方法是基于“界画”的创造性运用, 在继承了宋代写实主义精工精致的绘 画技法的同时,以界尺、圆规为作图工 具,所有的图样绘制均采用实线勾勒, 并根据结构与形体的关系与体量进行 线型的等级设计。同一线型均匀规整, 不同线型间秩序井然。为强调和突出 某一构件的特殊作用,采用大块涂黑、 白色“勾”轮廓的手法,器名在黑色板 块上以印刻白文标注,使得画面主次、 层次更加清晰,如枢轮、天柱及天轂、 天池及平水壶与台架、天衡、升水上下 轮、河东天河、浑仪圭表、浑象天运轮 等 18 幅,是《新仪象法要》对中国设 计图法的一种创举。这些类似于“画法 几何”的相关技术的运用,使宋代的工 程制图完全从写实主义的“界画”艺术 中脱胎出来,实现了技术原则(构造原理)与艺术原则(图样表达)的有机融 合,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绘图规范,与设 计图说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设计 图学的语言系统。

  书中图样说明的内容主要有字体设计及图样所示机构(部件)的名称、 类型、体量尺寸、材料、加工工艺、 所处方位、装配方法、机动原理、技术说明等内容,基本形成了一套图文并茂、形数结合、义理互化的设计方案表达系统。

  其一,该书的字体设计基本展示了宋代造作(设计)制图文字的常见样式。书中字体中正浑厚,大气劲美,基本是以颜真卿之颜体书写图样标题与正文, 其他注文以欧体或柳体书写。其字体样式及构成方式地普遍应用,视觉效果清 晰明了,页面层次丰富且整体美观,标志着我国设计制图字体走向了规范化 和标准化。如今我国工程制度所采用的 “仿宋体”也是由此而来。

  一级为图样名称的标注,二级为书稿的正文部分,三级文字用于正文中的注文。如“水运仪象台制”(见图 10)云:“右水运仪象台 , 其制为台 , 四方而再重 , 上狭下广 , 高下相地之宜, 四面以巨枋木为柱,柱间各设广桄,周以板壁,下布地栿,上布板面,内设胡梯,休隔上开南北向各一门,隔下开二门,各南北向双扉。别本云再休隔上开南向一门,东西向各一门,隔下开二门, 各南北向双扉”。这段水运仪象台外部 结构的介绍中,自“右水运仪象台”至 “别本”前为二级字号,“别本……各 南北向双扉”则是注文内容,为三级字样,说明与其前版本的不同。

  四级文字主要用于标注构件名称,如“水运仪象台”中的浑仪、星板、天池的标明及“天 衡”图样中右天锁、天关、左天锁、关轴、天条等总图中的零部件名称的标注均为四级字号。根据图说内容的需要,这4种等级的字体样式“随宜加减”、相得益彰,内容主次一目了然。

  其二,以“左图右文”或“上文下 图”作为书稿图文布局的基本版式,用一级字号在总装图或零部件图上方标出其名称,用四级字号在总装图的零部件旁边标出其名称,若是出现多个零部件组合,文字的标注方位保持一致(统一零部件左或右)。这就使不同等级的 字样与特定的图样类型浑然一体,既直 观,又有秩序,其已形成了严谨、规范、系统地编撰体例。

  所有的图样都未曾直接标注尺寸,在介绍设计图样的总体、局部的构造、名称、尺寸时,要作单独说明,不以图样在版式中的面积为尺寸参考,而是以文字说明为准。而且,在具体的标注说明中对各个部分及尺寸已经形成了特定的规范性术语,如高、长、直径、阔、厚等体量术语及尺、寸、分等计量用语,如“浑象六合仪”制度的说明:“右浑象六合仪,其制有天经双规、地浑单环。双规直径五尺四寸七 分,厚八分,纵置木柜中;单环直径五尺四寸七分,阔三寸七分,厚一寸五分, 横置木柜面。浑象纳其中,半隐地下,半出地上,以视南、北极之高下。右浑象木地柜一,以安浑象及天经、地浑, 内置天轮,与赤道牙相接,随天轮运转” (见图 11)。这些整体或局部构件的标注方法和《武经总要》武器设计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基本相同,与《营造 法式》各作制度的注解亦无偏差。此类通用的图样注说所体现的规范性和 标准化有效地规避了大型造物活动中 的施工问题。

  其一为“进仪象状”,是作者苏颂以“奏 扎”体呈现给皇帝的一篇关于水运仪象 台的总体介绍,包括创制水运仪象台的目的、设计原理、研制过程、研制团队的组成人员、继承与发展及独创之处、各类释名及该书的编撰目的,相当于著述的总序。在阐述水运仪象台设计原理 体系的同时又描绘了大量天文星象图, 用以阐明水运仪象台设计的天文学依 据,也是实现其超越前代进行全新创造 的基础。

  其二是“新仪象法要制度”部分,分上、中、下三卷和补编,图文编撰序列为先列出总图,再是分部图,最后是零件图,并遵循先外后内、逐步深入的叙述方式解析机构的构成关系及构成系统。

  一是非重复性图说内容的编撰,主要是指从总图到分解图在叙述过 程中未出现“二次重复”说明的部分, 如卷上——浑仪。首先是浑仪的总图,再根据机构序列,由整体到局部、由外向内、由繁入简依次展开为六合仪、三 辰仪、四游仪、天经双环、阴纬单环、天常单环、三辰仪双簧、迟到单环、黄 道双环、四项单环、天运单环、四游仪 双环、望筒直距,最后是给出带有装饰性的龙柱、鳌云和水跌的详图。

  二是涉及“二次重复”叙述内容所采取的“有的放矢”的叙述方法,如卷下的“水运 仪象台”制度,主要阐述其动力系统和司辰机构。依次为“水运仪象台”的整体外观图——运动浑象制度内部机构的总图——运动浑象制度的各分机构图及零部件图, 外层 木阁—— 昼夜机轮机构分解及每部分与外观阁层关系——天梯、天托等滑轮机构,这种编 撰方式显得更为系统性和科学性。

  由于水运仪象台是同一动力系统的浑仪、浑象、司辰构成的“一器三用”,为避免阐述内容上的重复与累赘,采用了“分重点”的叙述方法,浑象只谈其基本构造,浑仪主要谈其动力传递系统,水运仪象台制主要谈其设计与工作的基本原理,是对水运仪象台做的理论性总结。这种总、分、总的阐释序列——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的阐释与叙述方式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也符合器械设计、制造与应用的自身规律。

  全书整体采用史论综合、文论融合的陈述方式,用以说明“新仪象”之“新” 与“法”之精要,不仅是一篇结构严谨、 论述详细的“设计理论与批评”的佳作, 更是北宋中期以来文风改革后以务实、严谨、朴素、精要为特征的义理文章 的典范之作。

  从以上对《新仪象法要》设计图说 系统的微观分析可知,其能如实、形象地将如此复杂的结构原理详细无遗进 行可视化表达,不仅反映了宋代大型机 械设计的主要成就,也从中可以看出以 苏颂为首的水运仪象台研制团队在认知视野、知识结构、实践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性与合作精神。水运仪象台的总设计师和《新仪象法要》的编撰者苏颂,字子容,庆历二年进士,历经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先后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刑部尚书、吏部尚 书,晚年拜相,其官品、人品、学品皆为世人称道,《宋史》赞曰:“颂器局宏达,不与人校短长,以礼法自矜。虽 贵,奉养如寒士。书契自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 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7]。

  参与水运仪象台研制的还有精通数学、 天文星象的韩公廉(时任守当官)与军 工器械设计与监制的尹清,以及从太史 局、集贤管、吏部、司天监、将作监等部门调集长于数学、物理、历法、营造 的王允之、周日严、于太古等十余人(基本为进士出身)。因此,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及《新仪象法要》的编撰,既凝聚 着宋代儒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及宋学(理学)精神,又集合了天文学、机 械学、建筑学、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精髓,叶梦德言:“子容重修浑仪, 制造之精,皆出前古”[8],李约瑟也惊叹:“当时中国机械工程学再为科学服务方 面达到了空前的成就,可以从苏颂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出”[9] 。同时对浑仪、机 体、阁楼、司辰器等造型设计和装饰内容又恰如其分的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因此,水运仪象台的成功研制和《新仪象法要》的编撰付梓,堪称中国古代儒 学、科学、技术、艺术的完美结合,也是宋人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 的新发展、新实践。

  《新仪象法要》图示系统(图文关系)的理性化表述、造物原理的可视化展示更导引出了宋代“文德致治”生态下儒学新变与科学繁荣的根源。“唯其要致广大,故有其治国平天下的报复;唯其要尽精微,故都要把儒学学说的义理进行探索”[11],宋代士大夫阶层大都既是政治理想的推行者,又是学术研究者,并将其精神思想(宋学)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被宋代以前儒者所鄙夷的天文、数术、百工、技艺、图画及相关造物活动的“器学”在宋儒的认知 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将其作为“小道” 纳入“三才之道”:“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 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异端,则是邪道, 虽至近亦行不通”[12]。

  邓广铭先生指出:“北宋王朝并不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而采用鄙视和压抑政策……(故) 北宋政权对于思想、文化界的活动、研究,是任其自由发展而极少加以政治干 预的”[13]。宋代上层社会,特别是帝 王对于科学研究和造物发明所持有的基本立场,不仅是“任其自由发展而极 少加以政治干预”且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百工杂学也成为皇帝拓宽视野的阅读内容,历代帝王对臣属的科技发明和科学研究都予以极大肯定,如宋仁宗曾御笔为曾公亮、丁度所撰《武经总 要》作序且态度极为谦逊,曰:“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总领书局,適成 编缀,形于奏请,原赐叙因,言用兵之道,有愧博古之能,聊以冠篇,传至可矣”[14]。英宗皇后高氏(哲宗前期称制)、宋哲宗对苏颂等人研制水运仪象 台及编撰《新仪象法要》都给予了大力褒奖。

  皇帝的重视和士大夫的参与无疑为宋人研究科学理论、推动造物发明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政治话语权和制度保障,而“致广大,尽精微”的宋学精神最终在《新仪象法要》中得以体现。浑象、浑仪地铸造在历代王朝都被视为一项专门的政治内容,用其观测天运,以示国祚。水运仪象台——“二器 而通三用”的成功研制可以说是对察天 文、堪地理、化人文的思想精髓史无前例的实现了实践化、技术化、具体化的 物态呈现,也是宋学的怀疑精神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 赞叹:宋代“勃兴”的文明使其成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11 世纪中国 精英中的人有别于唐代前驱者,其间的差异程度犹如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的人。令人惊奇的突出之点是:基于实验的实践唯理主义兴起,发明、观念、 理论均必须经过检验。而且对一切知识 领域都好奇探索,如工艺、技术、博物 学、数学、社会、政制、政治等。并渴求认识前人成就,综合所有门类知识。11 世纪兴起一种自然主义哲学,12世纪得到了明确表述,这种哲学在以后的 年代中曾支配中国思想”[15]。自北宋中期以后,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得以涌 现,为宋代儒者表达新观念、新思想提 供了切实的实践例证,带有新儒学—— 宋学精神和价值观念的科学研究、造物匠作、百工技艺的文章著作不断涌现, 既有范仲淹的《制器尚象赋》及《水车赋》、欧阳修的《大匠诲人以规矩赋》及《斫雕为朴》、陈襄的《璅藉赋》及《百工由圣人赋》、刘敞的《百工说》、 沈括的《器用》及《技艺》、薛景石的《梓人遗制》、王辟之的《虹桥》等专论,又有李诫的《营造法式》、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林希逸的《鬳斋考工记解》、 以及曾公亮、丁度的《武经总要》等大型涉及科学技术、造物意匠集成著作的 问世,皆可视为宋代科学繁荣发展对宋代儒学思想内容的充实和升华,反映在 具体的文本书写中,“宋儒对自然科学 的特定称谓‘物理之学’,也为当时的科学家所才难并用以表述、记载自己或 他人及前人的研究成果”[16]。

  科学论著 中儒学经典的援引是为了证明其合理 性、符合圣人之道,而宋学著作中关于“科学”(制器、技艺、工巧、造作) 的论述则是为了说明其思想的普适性和延展性。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宋代无疑达到了空间的高峰, 不论是史料的种类、内容,还是数量、 质量,无出其右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科学技术的学术成果与宋学的内涵延展具有内在的互文性。但是,也应 认识到的是:宋代儒学与科学(科技与造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互联性”并非实质上的平衡关系,亦如朱熹指出的 “大道”与“小道”之分,在正统儒家 思想的范畴中 ,“小道”虽有“道理”, 但一定要有限度——“无害”,不可沉 溺“奇技淫巧”而玩物丧志。换而言之, “小道”要寓于“大道”才有其“理”。

  科学的进步与造物的推新,既是物质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特定社会 制度和人文思想的实践转化,而以《新 仪象法要》为代表设计制图水平的不断 提升和图文书写的日渐丰富性借助印 刷术的普及不仅有助于科学思想、造物 理念、知识技术的社会化传播与应用, 也传递着主流社会对文化传统、道德智识、价值信仰、意识形态诉诸的诸层面。“从现象上看,水运仪象台不过是把传 统的浑天仪与浑天象重新整合一个体 积更加庞大和结构更加复杂的物质实 体。但是,从本质上看,它却是把科技 思想与人文理念有机结合在了一个新 的物品中,而这种精神层面的意蕴则是 后人所无法去模拟的,此为北宋以后, 人们为什么不能再造一台‘水运仪象 台’的一个重要原因”[17]。南宋、金元 都曾试图依《新仪象法要》复原水运仪 象台,但均未成功。1958 年,王振铎等人依据《新仪象法要》文本进行实物 复原(见图 12),并发表《揭开了中国“天 文钟”的秘密》。实际上,该实物模型 的复原并非仅依靠书中图文信息,而是更多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得以完成。但其贡献在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机械设 计图学文本的实体化转换。这不仅是对中国宋代大型器械设计的一次重要“探秘”,也是窥探宋代造物意匠义理化、文本化的过程,并成为科普中国古代造 物文化、传播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见 图 13、图 14)。

  “真正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今天生活的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反复思索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18],一切跨越阶级社会和阶层结构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且被后世所沿用或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事物,都将会转化为一种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同构的文明形态,参与到新型文明的建构之中。

  迪特·库恩对宋代的科学、人文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描述上的进步,特别是在天文学、时间测 量、地球科学和动植物学研究上的进步,与如何把看得到的现实世界用图来说明的新概念密切相关——如何把风 景、人和其他生物及物体用图表现出来。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对内在和外在世界关系的理解,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描 绘使人们对万物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并对天地间人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

  士大夫们在艺术和审美领域及科学领域的活动为哲学领域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这种观点得到了支持:宋代精英们在世俗化 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这种世俗化过程是与道学日益增长的影响相一致的”[19]。制图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作为衡量特定时空环境下群 体造物活动水平的重要标尺,苏颂编撰的《新仪象法要》除了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外,其“列玑衡制度,侯视法式,甚为详悉”——从制图之法、图说之式到造物意匠、制器尚象的系统化展示,更体现着中国政治文化框架之下更为深邃的自然精神和人文思想,亦是宋代儒士们富有理性主义批判精神的具体实践和对传统政治、宇宙神学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思想,并间接性地影响到了后来的欧洲——“使他们从中世纪基督幼稚的宇宙论中解 放出来”[20],对后来西方近代科学与 人文思想的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作用。这是富有自然精神和创造性的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即在天人之际去探寻社会和谐的发展的理路,用包容开放的人文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去开拓、创造新的文明样态。

  图 1-2、4-11,苏颂,《新 仪象法要》,钦定四库本,商务印书馆, 1937 年,文中出现的拼合图除了有局部分解图以外,其他基本是按照原书的先 后顺序并置,即右边在前,左边其后;图 3、12,路敬严,华觉明,等主编,《中 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2000 年;图 13-14,作者现场拍摄。

  [5] 钱曾 . 读书敏求记 , 转引:纪晓岚 , 等 ,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新仪象法要条 [M]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影印 ),1937:3.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代造物文献整理及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YJCZH065)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为《设计创意源》特约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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